《幸福到万家》收官，而同样由赵冬苓编剧的《警察荣誉》则以8.6分位列今年迄今豆瓣国产剧口碑榜第二。从《警察荣誉》到《幸福到万家》，都聚焦了对基层中国的透视与剖析，成为今年电视剧市场不能不提的“现象剧”。
《警察荣誉》的“主角”是一个基层派出所，故事发生地在城乡结合部。这一回《幸福到万家》，故事发生地“万家庄”则是一个农村。无论是城乡结合部还是农村，都是基层社会的核心部分；与这两个区域相对应的，则是如今影视剧里扎堆出现的豪华大都市。此前国产剧备受诟病的一点是：主人公非富即贵、都是“精英”的化身。精英叙事固然有讲述的价值，但如果目之所及都不见基层、没有普通人，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遮蔽。
《警察荣誉》以基层民警的“职场剧”为外壳，经由民警对老百姓纠纷的调解，让观众窥见基层中国的深刻复杂性。而《幸福到万家》则借助了导演、编剧和赵丽颖的IP效应，刻画了女主角何幸福进城学习最终成长的“大女主”线。
在叙事策略上，《警察荣誉》与《幸福到万家》也是高度相似。一则呈现基层中国的复杂性，尤其是“人情”与“法治”之间的博弈；二则在“法”“理”“情”三者之间达到平衡，既尊重法治精神，也与中国的基层社会相适应，奔赴更文明的前景。
法学家梅因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置换到中国基层社会，“身份”相当于“人情”，“契约”相当于“法治”。一个发展中的中国，也是从“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过渡过程。在传统的人情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讲求的不是契约与法治，而是依照血缘、地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亲疏远近以及规矩礼俗。
《警察荣誉》中，城乡结合部是“人情”与“法治”碰撞的激烈地带。剧中最让民警焦头烂额的，往往是那些刚“上楼”的农民之间的纠纷。比如丢了一只鸡，都能变成两个村落之间的聚众纠纷；老人遛狗不牵狗绳，把路过的小孩吓坏了，警察劝说老人得牵狗绳，老人顶嘴：我在农村活了大半辈子，就没牵过狗绳……
《幸福到万家》中，万家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虽然万家庄是一个十里八乡最富裕的农村，但这里的法治观念依然非常落后，万家庄仍然是在“人情”的基础上运转的。村支书万善堂是带着全村脱贫致富的功臣，是村集团万家集团的董事长，也是村里最具话语权、最受尊重的“长老”。万善堂维持、协调着“人情”的运转，很多时候他也是通情达理的。比如当何幸福早产时大出血，亟需输血，万善堂还是“不计前嫌”，第一时间通过喇叭号召全村人去献血，挽救了何幸福的命。但人情社会存在的一个严重弊端的是，它严重依赖于“长老”的个人素质，并且“长老”的权威不可挑战。一旦“长老”不懂法，那么他对很多事情的处理就只能是凭借个人意志，可一旦有人挑战他的权威，还会遭到全村人的排挤和打压。
《幸福到万家》在前半段的核心戏剧冲突，就是何幸福一而再地向万善堂要说法、一而再地挑战他的权威。从万善堂儿子万传家以闹婚名义对何幸福的妹妹何幸运进行猥亵的风波，到村里的征地风波，再到万善堂踢伤何幸福的丈夫王庆来风波，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劝何幸福“息事宁人”，但何幸福就是要分辨出个是非对错。万善堂、万传家则对何幸福一家进行各种打压。他们畏惧“法治”，本质上是畏惧他们在村里的地位受到威胁——如果村里的人都讲“法”了，自然也就不需要他们依靠“人情”去处理各种利益纠纷了。
作为有着丰富基层生活经验的资深编剧，赵冬苓知道在一个僵化的环境里“改变”的困难，不避讳地呈现了法、理、情之间的妥协，但也正因如此，网上对剧情发展的争议也在聚集，比如《警察荣誉》中，一对年轻的夫妇最终放弃起诉刁蛮无理的骚扰者。从警察的角度看，起诉过程耗费很长时间，年轻夫妇的生活也就没有很快恢复到平静，所以务实一点的办法是选择和解。但从公众的角度看，如果选择和解了，不就是对恶人的一种纵容？赵冬苓对这个争议做出的解释是：“社会就是在这种反复拉扯中不断进步的。如果只看到妥协和忍让，看不到在这过程中社会的进步，那是一叶障目。但如果只希望看到正义的实现而不希望其中存在着任何的妥协与综合考量，那也是不切实际的。”
回到《幸福到万家》，法、理、情又该如何平衡？当何幸福一路上告时，镇里的公安、县里的法官都过来“劝和”，这让何幸福的代理律师关涛很吃惊，他严肃痛斥这种和稀泥的做法。但退一步说，法官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在征地风波中，村里要建保健品厂和污水处理厂，这关系到万家庄乃至整个县的发展，工期不能跟着官司一直耗下去，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均衡点。
无论如何，对这个时候的万家庄来说，当务之急是打破“人治”，让“法治”取代“人情”；农村的富裕不仅仅指涉的是物质上的富裕，还包括精神文明的焕然一新。在被“赶出”万家庄后，何幸福到城里学习法律，之后又回到万家庄，不仅开办了民宿，更给万家庄带来“法治”之风。一个农村新女性的成长背后，也是基层中国的变化缩影，《幸福到万家》由此实现以小见大的现实主义表达。(文/斯沅)
